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VIP专享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孕育了灿烂多彩的中华美学。古典文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闪耀着熠熠生辉的中华美学精神。《诗经》中“风雅颂”“赋比兴”并称的“六义”，以《离骚》为代表的“屈骚传统”，魏晋风度，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唐诗宋词的韵外之致，元明戏曲的当行本色等，都为中华美学风范提供了重要的创作范例。观物取象、道法自然、形神兼备、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诗画一律、文以载道等美学范畴，为中华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所彰显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华美学精神生成的基础，并内化为天、地、人浑然一体、互为表里的深层美学结构。经由历代文人的审美实践和美学凝练，古典文学在不断的经典化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华美学精神。文以载道的家国情怀寄情山水、托物言志，是中国文学独特的表现手法。历代文人对山川形胜、日月光华、喧鸟鸣禽、残红飞絮的吟咏歌唱，重在表露内心的“志”和“道”。无论是盛世时的豪放、激昂、雄壮与飘逸，还是乱世时的低沉、苍凉、孤独与悲怆，都充分表现出浓郁深厚的家国情怀。文以载道，在对天地万物的行吟中寄托家国情怀，是古典文学里中华美学精神的突出表现。传递经世治国的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诗经》的编纂目的，是试图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洞明治理”，重建社会道德伦理秩序，进而形成了诗教的传统。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章”视为“经国”大业，倡导文学摆脱经学的羁绊，赋予文学以独立而崇高的地位。荀子、扬雄、刘勰一脉相承的“明道、征圣、宗经”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