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压减制度性交易成本VIP专享

切实压减制度性交易成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着力加强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化建设，大力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持续推动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为实体经济“舒筋活络”取得显著成效。同时，我国物流实物量附加价值稳步提升，单位G党P物流量、单位G党P货运量稳步下降，进一步彰显了物流降本增效与经济结构升级间的良性互动。今年2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指出，“物流降成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基本前提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主要途径是调结构、促改革”，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结构性、体制性主要矛盾的深刻把握和精准施策，也预示着物流降成本工作将迈向更加全面和纵深的领域。其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重要方面。制度性交易成本既包括微观层面上各级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对经营主体规制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也包括宏观层面上体制机制引导经营主体行为所产生的成本。从全社会物流成本构成看，2023年我国运输成本、仓储成本和管理成本占物流总成本的比重分别为54.2%、33.3%和12.5%。考虑产业结构、货运需求规模、物流行业会计制度等国别差异，我国单位货运周转量的物流成本特别是单位货物运输成本，较美、日等发达国家偏低，但仓储成本特别是管理成本偏高，而管理成本中相当一部分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例如，美国将管理成本界定为订单处理、IT成本、市场预测、计划制定等相关费用，占比限定在存货持有成本（含仓储费、存货贬值等）和运输成本之和的4%以内。我国则是将运输、仓储等直接成本以外的各种成本均纳入管理成本，这其中就包含了物...